【中国通史】第42集 贞观之治
《中国通史》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历史专题片,以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,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为主线,描摹了中国境内从远古人类起源到清朝灭亡的宏大历史场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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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二集:贞观之治
公元611年形势图
隋朝末年,隋炀帝变本加厉,愈加骄奢。官府横征暴敛,民怨沸腾。公元611年,隋炀帝一意孤行,发兵远征高丽。老百姓心中长期压抑的怒火终于点燃,到处是农民起义的旗帜,到处是反抗暴政的呼声。太原留守李渊本为隋朝命臣,但长期得不到隋炀帝信任。李渊与窦皇后次子李世民认为,只有拥兵自立,才能保住家族地位和利益,并趁机扩张势力。在李世民的反复劝说下,李渊终于起兵。短短半年,李渊父子统率的军队超过20万。
公元617年形势图
公元617年三月,隋炀帝被杀,隋朝灭亡。同年五月,李渊在长安即位,改国号唐。随后,隋末农民战争变成唐朝统一全国的战争。公元624年,各地农民军和割据地主武装被彻底消灭,山河归一。统一中国的不朽功业主要由李世民领导下完成。李世民战功赫赫,遗憾的是,他没能成为太子,天下必归枭雄。
唐高祖李渊
唐高祖武德九年(公元626年)初夏的一个清晨,十几个士兵埋伏在玄武门外,此刻只等待一个人的发令,他们的将领正是唐高祖之子——李世民。这一天对他而言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,他挑选了最得力的尉迟敬德等九员大将与他同战,而他对战的目标,竟然是自己的亲兄弟——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!此时刚刚走出玄武门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感觉到情况不妙,但为时已晚。李世民出现在眼前,他高声叫住二人,仓皇之间,李元吉欲拉弓射杀李世民,然而忙乱之下,竟然三次都无法张弓搭箭。反倒是冷静的李世民取出弓来,一箭射去,当场将太子李建成射死马下。随后双方展开激战,李元吉也中箭落马,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。
唐太宗李世民
两个月后,唐高祖李渊被迫交出兵权,并下诏退位。李世民登基,是为唐太宗,改年号贞观。此时的李世民面临的是因隋末战乱而百废待兴的唐王朝,如何开创贞观之治,重整破碎不堪的大唐山河,组建一个团结高效的核心领导集团便成为当务之急。李世民善于纳贤由来已久,早在武德四年,身为秦王的他就创办了文学馆,广泛搜罗贤才,罗致当世文士。馆中集有“十八学士”:既有以诗赋文章名世的虞世南、褚亮、许敬宗等,又有以经史学问著称的孔颖达、陆德明、姚思廉等,还包括了极富政治军事才干的房玄龄、杜如晦、杜淹等人。“十八学士”组成了李世民的智囊团,不仅帮助他成功夺取皇位,而且成为日后“贞观之治”的核心力量。然而,从秦府到皇宫,李世民此时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朝廷环境,这险峻的局面来自当时朝廷中的三种人。
吴宗国:一种就是唐高祖时期的旧臣,这些人都出身于关陇贵族,或者是山东士族,他们的思想特点就是很保守,特别是对农民,有一种畏惧的情绪;第二种就是李世民做秦王的时候,他的这些部下,这个中间最有名的人物,就是房玄龄了,那么这些人善于出谋划策。但是,这些人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情况,不是很了解的。那么第三种人呢,他们来自民间或者来自基层,特别是他们参加了隋末山东地区的这些武装力量,所以他们对山东地区的情况是很了解的。对动乱结束以后,他们的要求,他们的动态,也是了如指掌,所以说他们能够正确地分析形势。
面对复杂的局势,李世民如何让这三类出身不同的人为其所用?在李世民登基后不久,他下令召见一位大臣。这位大臣正是玄武门事变中,坚定站在太子李建成一边,并为其出谋划策的魏征。李世民严厉地质问魏征,为何要离间他们三兄弟。 魏征却神色自若地说,太子要是早听我的,就不会有今天的杀身大祸了。大臣们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,然而李世民却很欣赏魏征的率真,理解他的忠其所事,不但不再追究旧怨,而且马上重用魏征。感激于李世民的知遇之恩,魏征从此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。
采访:魏征的特点是懂得治国理论,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,了解社会的现状,这样一个人是站得高、看得远的,所以他在贞观治国方针的制定,在帮助唐太宗做一个明君,这些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李世民听取了魏征的建议:兼听则明,偏信则暗,于是贞观年间形成了兼听纳谏的良好风气。除魏征外,当时经常进谏的大臣还有王珪[guī]、戴胄、马周、张玄素等人,以及他的妻子长孙皇后,甚至在隋炀帝时以阿谀奉承、溜须拍马而闻名的封德彝也有多次进谏的记录。太宗在位二十多年,进谏的官员多达三十余人,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前后二百余事,达数十万言,皆切中时弊,对于改进朝政、帮助唐太宗施行正确的决策起到巨大的作用。
宁欣:他认识到君主其实有欲望,是有可能危害国家的,一个是君主的独断欲,你想君主高高在上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那就有可能影响决策,而且可能会导致决策失误,而使得国家处于危亡的境地。
唐太宗武装夺取皇权两个月后,这一天清晨,都城长安异常热闹,文武百官从四面八方涌向玄武门,他们要来参加唐太宗亲自主持的题为“自古理政得失”的辩论,力图找到一条实现“天下大治”的途径。然而辩论一开始,便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。
刘后滨:那当时以山东士族,封德彝为代表的这一派,他们认为,人心坏了,老百姓民心大坏,要继续实行高压政策。因为封德彝这些家族,在隋末的动荡当中是受打击的对象。他们是还乡团,他们要反攻倒算。可是以魏征为代表的,所谓的山东豪杰,普通地主阶级出身的官僚,他们是在瓦岗寨走过来的,他们是反隋的力量,他了解,山东河北地区的民间的动向,他认为大乱之后民心思治。就像一个人渴久了,喝什么都是甜的,饿久了吃什么都香一样。长期经过战乱的百姓,他们希望能够安定下来,过稳定的生活,过安定的日子。
然而,如何让百姓安定下来,进行“大治”呢?李世民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答案。他不禁自问,为何曾经繁荣富强的隋王朝,不到40年便土崩瓦解?他总结隋炀帝灭亡的三大原因:一是大兴土木,广治宫室;二是搜罗美女,淫乐无度;三是东征西讨,穷兵黩武。李世民惊叹于那些在隋朝盛世中创造奇迹的民众,在随后的战乱中,爆发了如此巨大的威力,让隋朝政权土崩瓦解。这些让他对国与民、君与民的关系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。
吴宗国:他说,天子者,有道,则人推而为主,无道,则弃之而不用,诚可畏也。我们从“诚可畏也”可以看出来,这显然是从隋末灭亡的一个教训中间以及传统文化之间,得出一个结论,这句话就是说什么呢,皇帝是老百姓因为你有道,推举出来的,如果你无道,老百姓就可以推掉你。
为了不重蹈隋朝覆辙,李世民和大臣们常常聚在一起,讨论如何更好地治国。在他眼里,百姓如同水,君主如同船,君民一体,休戚与共。当君主的如果通过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,必然会引发政权的颠覆。正是知晓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的古训, 李世民反复强调要“以百姓心为心”,“为君之道,必须先存百姓”。在这种理念之下,李世民定下了“抚民以静”的策略,形成了一整套以民为本的思想。他将这些思想转化为一系列具体政策,“贞观之治”的盛世景象才得以步步展开。
而君臣论治的主要内容则记录在唐玄宗时期史官吴兢所撰《贞观政要》一书中,被后人传颂。一个清明社会的出现,必须以法治作为前提,而且保证执法的公平性。李世民登基伊始,便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订《武德律》,制定《贞观律》。后来,长孙无忌又组织19位大臣与法律专家为《唐律》作注,完成《唐律疏议》三十卷。《唐律》是中国古代保存下来最古老、最完备的一部法典,对后来的封建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完备的法律条文固然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执法。对此,唐太宗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亲戚故友、王公大臣概不能外。贞观九年(公元635年),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因违反军令而被李靖治罪,后免死改判发配边疆,有人上书请求念其为秦王府旧臣予以宽大,李世民说:“理国守法,事须画一。赦免了他便开了侥幸之路,有功的人很多,赦免他,其他人也会轻于犯法。”于是驳回上书,维持原判。皇帝以身作则,执法如山,在“朕即天下”的时代,还有哪个皇帝敢于像李世民这样,把自己关进权力的笼子里?
吴宗国:唐朝的法律中间,我们发现,它前面除了总则这一类的,以及关于皇宫、皇帝这一类的规定以外。首先是职制律,而像盗贼什么的,就跟老百姓有关系的,以前镇压老百姓的那些条例都在后头,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,法律首先是管官吏的。你做了官一定要遵守法律,一定要按照法律法规要求,去办好你分内的事。
法治的另一面是教化,李世民多次强调执法要“慎刑宽刑”,“死者不可再生,用法务在宽简”。贞观五年(公元631年),他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, 而且对复审有了明确规定,以增加纠正冤狱错案的机会。第二年,李世民亲自审问囚犯,当他看到死刑犯即将被处死时,心中顿生怜悯,便下令释放回家,约定来年秋季回来接受处决。又令全国所有死囚一律释放,让他们在期限之前来京师集合。第二年秋天期限到时,没有人督促,没有人组织,头一年释放的总共390名死囚,居然一个不少全都按时到达集合。李世民十分感动,下令全部赦免。
贞观年间,每年正月二十一日这天,长安城万人空巷。这一天,皇帝脱去龙袍,换上短衣便鞋,他要亲自下田耕种,以表示对农桑的重视。这种景象,在古代数不清的封建帝王中并不多见,而李世民就是其中的一位。贞观三年,唐太宗下令恢复被废弃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仪式,百姓惊骇之余,无不欢呼雀跃。
吴宗国:唐太宗时期绝不在农忙时期征伐兵役,有一次太子要实行冠礼,成年礼,要进行这种仪式的话,那必须调集府兵来充当仪仗,但这个时候正好是春耕的时候,所以说为了不耽误生产,为了不影响农民进行生产,就没有去调集这些农民来充当仪仗,把冠礼就向后推了。
在农业社会,粮食丰欠与水利建设息息相关。都江堰的建成,促成天府之国的千年富庶与稳定。一次洪水或一次大旱,都可以致百姓颗粒无收,而且可能造成社会动荡,政权动摇。为了加强水利建设,唐太宗整顿治水机构,工部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,京师设都水监,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。贞观年间,仅《新唐书》记载的大型水利工程就达27个。为解决扬州旱灾修建的扬州勾城塘水利工程,灌溉农田八百余顷。从此,扬州连年丰收。沧州疏通无棣河、长芦河、漳河及衡河,从此无复水害。贞观七年(公元633年),夏州朔方(今陕西横山)开延化渠,引乌水入库狄泽。贞观十年(公元636年),汴州陈留(今属河南)开观音陂,溉田百顷,给粮食丰产创造了极好的条件。即便是现在的农民,无论长江南北,还依然享用着贞观年间的水利成果。而在农业社会,发展经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,那就是人口。
吟唱:有位王打坐在长安地面,盼的是天心国泰民安。
这是一种有上千年历史的陕西地方戏曲——弦板腔,曲目多取自历史演义和民间故事。这些老艺人们生活在咸阳市一个叫袁家村的地方,这个地方在唐朝时期距离都城长安并不远,曾经在隋朝末年经历过战乱,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汉人不得不迁移北方。今天,老艺人们常常聚到一起对着北方唱起他们的戏曲,这戏曲中饱含了他们祖辈漂泊的经历,以及艰难生活的写照。
吴宗国:当时从洛阳以东一直到东海,到海边,一路上头简直看不到人,你要从洛阳到山东去,你必须自带干粮,路上就碰不到多少人家,就不能够得到膳食的供应,当时的经济的破坏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。
隋末战乱,北方突厥掠去大量汉人。同时,不少汉人为避乱而纷纷北逃,导致人口锐减。唐高祖武德年间,全国人口仅存二百余万,不及隋朝鼎盛时的四分之一。李世民即位后,马上意识到人口严重缺乏的问题,迅速增加人口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。
刘后滨:一个是鼓励人口的增殖,鼓励多生孩子、政府奖励,他还下过一道诏令,鼓励寡妇再嫁,在中国古代伦理当中,寡妇是一般要守节,不能再嫁的,唐太宗为了人口的增殖,鼓励寡妇再嫁,下诏。还有一个就是去突厥赎回逃亡到他们那里的那些人口,把那些人口赎回了,有一年就赎回来八万人。
为稳固住汉人人口,唐太宗还规定:男20女15为法定结婚年龄;生男丁的家庭予以适当奖励;无能力娶妻者政府给予帮助。李世民还把婚姻及人口增加情况纳入对地方官吏的考核指标,作为升降的参考。
今天,袁家村很多村民的先辈都是当时李世民从北方迁回的,而这里的人们最热衷的弦板腔曲目,也是歌颂李世民的传统曲目《乾坤袋》。
张志荣:他二十七岁登基,正式当皇上的,他唱的这一段,这是《乾坤袋》中的一段唱腔,李世民的一段唱腔,这段唱腔的意思是,回忆过去创业的艰难。
到了李世民之子唐高宗即位之初的公元652年,全国登记的户数达三百八十万户,人口近两千万,比武德年间增加了近一倍。人口是维系一个政权最宝贵的资源,也是检验治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。李世民“抚民以静”的政策带来的效果十分明显。贞观四年,关中农业丰收,流散人口纷纷回乡。贞观六、七年,风调雨顺,广大山东地区一改昔日残破面貌。贞观八年、九年、十三年一直到十六年,又是丰收年成。
吴宗国:贞观之治当时的社会情况,和《礼记》礼运篇大道之行也,大同社会,有一些相似的地方,比方说政治清明,社会安定,外户不闭,马牛布野,老百姓生活安定,安居乐业。
社会初定,经济恢复。接下来,李世民终于可以着手解决头疼多年的边患问题。贞观二年(公元628年),唐太宗消灭割据势力梁师都,基本上解除了全国各地割据混乱的局面,统一了中国。两年后,名将李靖率唐军肃清了多年危害边疆的突厥势力,使唐王朝北方边疆得以安定下来。在此后的十多年里,吐谷浑、高昌、焉耆、龟兹等或被击败,或主动归附。唐朝势力达至天山南北,西部边疆从此稳定。
虽然当时的唐朝有足够的兵力取得战争胜利,但李世民认为,战争付出的代价太大,且稳定并不长久。只有采取怀柔政策,以德服人,平等视之,才能让他们真心归附。
松赞干布
贞观十五年(公元641年)隆冬,16岁的文成公主披上嫁衣,画上红妆,这位聪慧美丽、饱读诗书的公主,即将离开故乡,远嫁遥远的吐蕃,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。这也是唐太宗与少数民族的联姻策略,不仅为吐蕃送去一桩婚事,还让文成公主带去大唐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,以及各种药物和书籍,甚至大批工匠和乐队。虽然对遥远的吐蕃心存疑虑,却又充满了新奇的向往,在和亲的队伍护送下,文成公主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进入吐蕃,也让汉人的农耕、纺织、建筑、造纸、酿酒、冶金以及农具制造等技术先后在西藏传播开来。今天,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,成为传诵中华文明的纽带,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。
刘后滨:中华夷狄,爱之如一,他说自古以来的帝王都是贵中华而贱夷狄,中原的人看不起周边少数民族的人。甚至主张其族不类(非我族类),其心必异,说他们一定跟我们没法沟通。而唐太宗不是这么认为,他说少数民族也是人,他说少数民族也是人,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,我一样的爱护他,所以贞观年间就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将领、部落首领得到重用。
在陕西的昭陵博物馆里,收藏了作为陪葬品的唐代官俑,他们中有汉人,也有少数民族。东突厥归附中央政府之后,为加强管理,唐太宗将他们中的大部分留在原地定居,保留原来的组织和风俗习惯,实行高度自治。另一部分则迁至内地,挑选部分人担任京官武职。其成功治理的经验又推广至其他少数民族部落。
李浪涛:很多外国的可汗也一样臣服大唐,特别是突厥的四个可汗,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七条辫子,五条辫子的这个石人,他曾经就站在昭陵的背后,那么他代表着突厥民族。这是吉利可汗或者突利可汗他的前边或者背影。
十四国蕃君石像之一
这些底座上方曾经矗立着“十四国蕃君石像”,他们是当时被唐太宗征服并归顺的14个少数民族首领。西侧的蕃君主要是今天新疆、西藏、青海、甘肃等西域诸国的首领,而东侧所立的主要以突厥首领为主,间及朝鲜半岛和南亚地区。这些石像曾矗立在唐太宗的陵墓昭陵,是其推行民族政策的真实见证。
刘后滨:他们对唐太宗是非常感激的,唐太宗对他们很信任,因为他们是被灭亡政权里面收降的将领,唐太宗一开始就让他们带着武器上朝,不防备他们,对他们非常地信任。在辽东前线有一个突厥将领阿史那思摩中了箭,箭伤化脓以后,没有外科医生,唐太宗亲自俯下身去,把他的脓血给吮出来,阿史那思摩感动的。后来,唐太宗去世以后,这几位将领都表示要殉葬,我要去陪太宗,唐高宗没有答应,就把他们的像刻在石头上,为唐太宗守陵。
唐朝威震寰宇,天下各族感恩戴德,纷纷融入唐朝大家庭,俯首称臣,尊称李世民为“天可汗”,意为“天下的共主”。唐太宗李世民受到各少数民族如此爱戴和感恩的背后,折射的是大唐帝国——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辽阔、稳定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,所具有的强大的归附力和影响力。贞观时代,唐朝版图超过强大的西汉王朝,贞观十四年,唐朝疆域东至东海,西至今天的新疆,南至现在的越南,北抵蒙古大漠,唐朝,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王朝。
唐太宗统治下的贞观一朝的强盛,不仅表现为社会稳定、经济发展、疆域辽阔、四夷来朝,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,共享太平时代,而且表现在文化建设的突飞猛进。李世民设文学馆、弘文馆,罗致贤才文士搜集整理经籍图书。他酷爱读史,十分强调历史经验对于当下的影响。《晋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周书》《梁书》《陈书》《南史》《北史》《隋书》,这是中国著名的“二十四史”中的其中八部史书,正是贞观年间在李世民的主持下完成的。
吴宗国:他在文化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,那么对外来文化,他也是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。对传统文化,他们是非常重视学习的,他让魏征编写了一本《群书治要》,按照经史子集,把适合当时政治的编录下来,作为当时贵族大臣学习的一个教科书。
这是名为“昭陵六骏”的浮雕石像,“六竣”指的是在唐王朝建立之前,李世民先后骑过的六匹战马,这些浮雕展现了李世民和其所乘战马在开国重大战役中的英姿。而当上皇帝之后,武将出身的李世民坚持“偃武修文”的治国方略。不仅促成全国大兴文治,而且自身读书不辍。史载,李世民经常彻夜苦读,“不知东方既白”。有李世民如此高雅的文化爱好和倡导及其身体力行,贞观一朝的文化发展便水到渠成。
褚遂良
刘后滨:唐太宗对于乐舞,书法、绘画等方面的重视,所以贞观时期也留下了很多的文化的精品,贞观书法四大家是非常有名的,像欧阳询,包括褚遂良等这些人。绘画也是这样,阎立本、阎立德,丹青大手笔都出现在贞观时期,所以文化建设的成就也是很高的。
欧阳询《九成宫》书法作品
褚遂良《大字阴符经》书法作品
然而,世间所有好戏都有落幕的那一天。贞观十七年(公元643年),贞观盛世迎来一个拐点。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,一代名臣魏征逝世,这对于唐太宗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,他宣布罢朝五日,还令文武百官都要参加魏征的丧礼。出殡那天,唐太宗登上皇家禁苑的西楼,遥望夕阳下渐渐远去的送葬行列,悲恸不已,发出“无复昔时人,芳春共谁遣”的哀叹。李世民无限感念魏征,他之后对群臣说:“夫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朕常保此三镜,以防己过。今魏征殂[cú]逝,遂亡一镜矣!”
雷闻:他是整个贞观之治堪称总设计师,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,唐太宗对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,他曾经在很多场合跟大臣说,说跟我一起打天下的,最重要的功臣可能是房玄龄和长孙无忌这样的人。但是跟我一起治理天下的,造成如今天下大治局面的,其实是魏征。
失去了魏征这面宝贵的镜子,还有谁能来直言不讳地提醒唐太宗的过失呢?随着魏征这个标志性人物的离去,“贞观之治”的夺目光华也似乎随之渐渐黯淡下来。杜如晦、长孙皇后、魏征、房玄龄、马周、高士廉、李靖……忠臣、爱妻、谏士一一离去。在这种情况下,贞观后期的李世民有所松懈,出现了令人遗憾的“渐不克终”现象。
吴宗国:他对这些大臣,特别是那些一般出身的,来自山东地区的这些大臣,开始心理上的这种疑忌越来越加重,所以说在贞观晚年,就出现了一个情况,就是唐太宗对关陇贵族出身的这些官吏,就越来越看重,而对这些人(山东地区),疑心就越来越大,这样子就造成了高宗初年关陇贵族的一统天下。
李世民晚年健康状况不佳,加以遭遇废立太子风波和征讨高丽的失败,致使情绪低落,诸病缠身。贞观二十三年(公元649年)五月,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,年仅52岁。太宗驾崩,天下同悲,长安城中泪流成河。许多少数民族同胞自发组织上百人的队伍,千里迢迢赴长安吊唁。对于自己的身后事,李世民在遗嘱中已作了安排:死后七日赶紧下葬,埋掉。即:丧事一切从简。
尽管李世民在其晚年对自己的要求有所放松,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仍能大体上坚持约己克俭的原则。这对于一位创立伟大功业的封建帝王来说,实在是令人动容的美好品德。“贞观之治”彻底落下了帷幕。一个伟大的时代,终于在落寂悲伤的气氛中画上了句号。
吴宗国:李世民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发展,特别是他提出来“天子者有道,则人推而为主,无道则人弃而不用”、“君主要以百姓之心为心”等等这样一些提法,那都是超越前古的,而且对后代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所以在这一方面,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,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可以是一个思想家吧。
宁欣:他给我们留下的,代表了大唐万千气象的这种气魄,这种开放的国策,这种四海一家的胸怀,这种重视制度建设,法制建设,而且把君民关系提高到国家根本的,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这样的一个高度,那历代君主我觉得都没有那种高度。
爱民如子、从善如流、自省内敛、求贤若渴、崇尚简朴、克俭制欲……李世民在他任上毫无疑问拥有上述美德,这对于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帝王来说,是多么难能可贵。李世民说过:用人当作镜子,可以知道什么是对,什么是错。他曾经拿魏征作为检查自己对错的一面镜子。现在,唐太宗走了,却成为后世上至最高帝王下至普通官吏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。
开元时期的史学家,《贞观政要》的作者吴兢,曾经将贞观之治当作旷古第一盛世,他认为,唐尧、虞舜、夏禹、殷汤、周之文武、汉之文景,都比不过贞观时代。编辑《新唐书》的史臣们也说,唐太宗治下的贞观年代,是汉朝以来未曾有过的盛世。
“贞观之风,到今歌咏。”贞观时期的中国,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,在皇帝自身德行、君臣之间与君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乃至民族关系等方面,都给后世树立了崇高的标杆,留下了值得珍视的遗产。唐太宗和他的时代,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最深层的集体记忆中。